翻阅妈妈尘封的档案，记录祖国的岁月沧桑（作者：刘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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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4/30 12:58:33 浏览人数：

来源：百姓才艺网   时间：2017-04-30  10:47  责任编辑：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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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悉百姓才艺网要创办一期纪念党的生日特刊，我对此非常高兴和慎重，特地到档案馆查阅历史资料，偶然看到了妈妈岳雪莹的档案。
    妈妈作为一名离休干部，已去世多年，翻阅妈妈尘封的档案，倍加感动，忽然觉这份沉甸甸的档案无比珍贵，作家无论用怎样的笔墨也写不出这样深刻而真实的东西。于是，决定将妈妈的档案稍作整理，几乎原封不动奉献给今天的读者。

    妈妈在“自传”中是这样开头的：“我岳雪莹，生于1927年6月20日，是海城牛庄人。听妈妈说，那时家中没有房子和土地，祖父给一家小商店里当伙计，养活不了一家人的生活，所以常感到吃饭是问题。”
妈妈在这里记叙了旧社会穷苦人家的一个侧影，尽管穷苦人没有房子，没有土地，“常感到吃饭是问题”，但有一份职业，勉强可以养家糊口，生活还算安定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翻开蒋介石当时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
    由此可见，牛庄作为当时的东北水陆交通重镇，在“九一八”事变中遭受了怎样的战火和巨变。战火熊熊，兵荒马乱，日本占领了牛庄，牛庄繁华的商业贸易和各种经济活动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店铺遭到抢劫和焚毁，人们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妈妈在“自传”中这样记载，“‘九一八’事变，我大约五岁，家迁至营口”。
    廖廖的简短记叙，不难看出牛庄在“九一八事变”后发生的惨烈情景。妈妈一家人在牛庄无法活下去，到了营口，在黑暗深重的旧中国，哪里有穷人的活路？妈妈在档案中这样记载：“父亲岳橡忱在英美火油公司做外柜商人。伪满洲国成立后，英美撤股，父亲失业，到处乱跑，也未赚钱。”随着日本侵略者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伪满洲国实行全面控制，英美等各国商人在东北的生日愈发难做了，于是纷纷撤资撤股，逃离东北。这样一来，给东北民众造成数不尽的失业，加深了东北百姓的苦难。妈妈在“自传”写道：“（全家人逃难到营口后），祖父和父亲、二叔都在英美烟草公司工作，满洲国成立后，英美不在中国做买卖了，我们家里赚钱的人都失业了，我八岁还未能上学……老叔还在营口中师读书。”那时，妈妈的一家总共九口人，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两个姑姑和两个叔叔，据有关档案记载：妈妈的二姑岳向荣这时已秘密“参加国民党，做地下工作，在日伪时期曾被日本人逮捕押走。”妈妈的叔叔岳汝霖的公开身份是教师，据有关档案记载：“岳汝霖，营口市高中毕业，曾任教员，伪满时加入国民党，化名华盛，曾任伪满协和会职员，中统沈阳区营口分区专员，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营口市党部秘书，执行委员，宣传科长，书记长，青年区党部督导员，营口市参议员等职。”
    据营口市史志办公室有关档案记载：“东北抗战机构营口小组系1940年1月建立的东北抗战机构，大本营设在沈阳，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简称“党专”）是它的核心。营口小组成立于1943年，主要任务是吸收有民族气节、坚定的抗日分子参加组织，同时也搜集敌伪情报，杨友奎担任组长，组员有岳汝霖、王荫本、雷化春（女）、胡述谋等人，大多是小学教员。1944年春，营口小组焚烧了日伪兴农合作社仓库，大量麻袋、木扁担等物品被烧毁。”
    此时，妈妈的爷爷奶奶并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已秘密参加了抗日组织，无暇顾及家里，而我的外公作为家中的长子，又拿不出钱来照顾家庭，这个九口之家不得不分家了。妈妈在“自传”中写道：“那时家庭经济经常纷争，爸爸被商店解雇了。当时只有二叔和朋友在营口太平里开个酱园子，以他的微薄收入维持全家几口人的生活。奶奶说，爸爸已经不能赡养老人了，就把爸爸撵出来了。是年冬天，爸爸就领着我和妈妈出来过了。”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妈妈年纪尚小，外公失业了，一家人没有钱，没吃的，没房住，日子怎样混下去？对此，妈妈在“自传”中写道：“九一八”事变后，为了生活，全家迁徙到营口市居住，爷爷和父亲又到营口市烟酒公司当伙计，生活仍不太好。我和爸爸妈妈三口人无处居住，于是又返回牛庄，想回到家乡找些生活出路。而旧社会都是受苦人，谁能管得了谁呢？妈妈常说：‘咱家的亲戚都是贫雇农，一个有钱的都没有。’”
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旧中国，天下乌鸦一般黑，妈妈一家重返老家牛庄，原本指望投靠有几个做小买卖的亲戚家，有个亲戚打袼布，凭借手中缝制千层底布鞋，还有一家亲戚做油漆，也算有了谋生的饭碗。不料，由于日本占领了东北，无数的日货倾销中国，日本人凭借机器制造的胶鞋严重挤压了中国人手中缝制的千层底的袼布鞋，日本大量倾销的洋油也把亲戚家的油漆店铺给排挤得倒闭了。
    妈妈一家在老家牛庄呆不下去了，妈妈在“自传”中写道：“后来，爸爸又返回营口，跟一位老朋友学会了煮五香瓜子，这样，一家人就都有了工作。爸爸每天到外面去卖瓜子，家里买不起推车，爸爸就用两只臂膀提起沉重大筐，肩挑扁担，每天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给满街的商店送货。妈妈在家中负责加工，我给包包。这样，每天可以有饭吃了，但是很劳累，每天都忙到深夜。每到晚上，爸爸都是累得不停地呼叫。无论怎样，我们总算有了职业。于是，爸爸就决定让我到伪国民高等学校读书，意思是，我是独生女儿，长大了好赡养他们。”
    妈妈写道：“直到我10岁时，父亲才想了一个卖五香瓜子的职业，我11岁才进入营口市立厚生国民学校读书。在这时期，对于买笔书本和学费都很困难，所以我在学习上比较勤奋，回家也不敢玩。祖母比较喜欢我，所以供我读了六年书。”妈妈在日本人统治和管理的学校里，受到的又是怎样的教育呢？妈妈在“自传”中沉痛地写道：“我们在这六年中读的是满洲国的书，说的是日本话，受奴化教育，学生的头脑不太清楚，学生不知自己是哪国人，始终不知道自己是哪国民族。爸爸有时骂鬼子，说我们是中国人，我还以为爸爸是老脑筋，一点也不时髦。”妈妈用短短的几行字记叙了一段怎样悲愤的历史，深刻地揭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妄图永远奴役东北人民的罪行。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霸占东北，统治东北人民，除了在政治、军事、商贸、经济等各个领域严加控制外，更在文化上加深了对东北民众进行同化教育，甚至连小学也不放过。妈妈走进学校，只见操场上挂着日本旗和伪满国旗，日本人为了让东北的孩子彻底忘记自己的民族，逼迫孩子们穿日式校服，学校里开设日语课，在学校里强制推行日语教育，企图用日语作为东北孩子的母语，妄图用日语的传播来对东北少年实行同化教育。
    每天早晨，日本人都要强迫全校师生到操场上参加“朝会”。所谓“朝会”，是日本人毒害中国孩子的一种罪恶手段，师生们要用日语唱日本国歌，唱“长治久安”“千秋万代”等极其反动的歌词。日本人妄图用罪恶的文化侵略来迫使东北的孩子们忘记自己的祖国，成为对日本天皇具有所谓“忠良国民性格”的顺民，让东北孩子从小就效忠天皇，心甘情愿当日本人的奴仆。
    日本人为了让孩子们效忠“伪满洲国”，逼迫孩子们在操场上唱“伪满洲国”。日伪教官手拿鞭子，瞪圆眼睛盯着孩子们，孩子们不得不唱。日本人为了对中国孩子实施彻头彻尾的奴化教育，还疯狂地向学生们灌输所谓的“回銮训民诏书”，全体师生都要撅起屁股，行90度鞠躬礼。这样的“诏书”无比反动，日本教官逼迫学生们背诵，如果哪个孩子背诵得不顺畅，日本教官便会冲上来，扇嘴巴，打竹板，残酷毒打。有一次，日本教官发现妈妈背诵得不好，立刻冲上来，一脚将妈妈踢翻在地，拳打脚踢，日本教官打够了，强迫妈妈站起来，口中还要喊“哈伊”!
    关于这段充满仇恨的故事，妈妈在“自传”是这样写的：爸爸说，别念了。我又舍不得，我也想多念几年书，有了本领好参加工作。1943年，我考入伪奉天省立营口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我本是穷人家的孩子，小学六年没算毕业，能上国高念书，真觉得是莫大的幸福。但是，我一走进学校就有些失望。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不让中华儿女学会什么科学文化知识，每天除了学日本语，就是到工厂劳动，名为‘勤劳奉仕’。”1943年，日本人把“勤劳奉仕”列入教学科目，根据妈妈的档案记载，日本人强迫中国学生所参加的“勤劳奉仕”，远远超出他们规定的时间和劳动强度。妈妈这样写道：“事与愿违，我们每天学不到什么，有大部分时间是参加劳动。1945年，当我在国高三年的时候，整天的光阴都在营口第五纺织厂里做织布女工，名为‘勤劳奉仕’，日本人让全体学生气纺织厂干活，纺织厂空气干燥，气温非常炎热，劳动强度大，很多女学生头晕，有的晕倒了，要求退学。日本校长不答应，说你思想不良，级主任更不允许。同学们都眼泪汪汪。有的同学母亲死了，日本人不准回家发丧。学生在那里劳动，吃不饱，睡不好。每天劳动定额很高，倘若完不成定额，日本监工不是骂就是打。中午吃饭时，在米饭中捞出了死耗子。我不知道是给谁干，更不知道自己所干的劳动果实是增加敌人的力量，使更进一步屠杀自己的骨肉同胞，甚至都未想到自己是哪国人。这时我已是国高三年的学生了，心中已经明白了，我们是中国人。不愿意给日本人干活，但是我们谁也不敢公开说，每天仍然到纺纱厂里做临时纺织工人。”更令人发指的是，“勤劳奉仕”结束后，日本教官还要逼迫学生去神社祭祀。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强盗的军事压力，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人强行割据辽东半岛。1904年2月，日本、沙俄两国侵略者在辽东半岛发动了肮脏的“日俄战争”，营口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战后，日本人在新市街旭公园（今人民公园）修建一座所谓的“忠魂碑”。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的侵略铁蹄践踏东北，激起了东北民众的愤怒反抗，随着被辽南义勇军击毙的日本侵略者不断增多。日本人便在忠魂碑北侧修建一座纳骨祠，以用来为了安葬日本鬼子的骨灰，纳骨祠悬挂着“英骨芳存”牌匾，这就是日本神社。妈妈与同学们被日本教官逼迫来到神社，只见这里阴魂不散，寒气逼人，极其恐怖，个个吓得面如土色，魂飞魄散，有的女学生当场惊叫起来，掉头就跑，立刻遭到日本教官无情暴打。对此，妈妈在“自传”中控诉：“日本人要让中国学生‘在思想上也老老实实接受奴化教育’。”


    面对日本的侵略，共产党带领东北民众举起了抗日大旗，抗战烽火熊熊燃烧，东北民众与全国人民一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终于取得胜利。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迅速传遍了全世界，营口立刻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到处人山人海，鞭炮齐鸣人们自发地上街游行，个个喜笑颜开，振臂高呼，欢呼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胜利。我的外公拿出外婆亲手制作的五香瓜子，大把大把地捧给人们，热烈地说：“中国胜利了，大家随便吃吧，不要钱。”
    关于这一天的情形，妈妈在“自传”中是这样写的：“八一五光复，真是欢欣鼓舞，乐已忘形，以为这下子可有了自由了。”人们奔走相告，欢呼聚谈，庆贺胜利。许多商店和街道彩旗飘舞，大放鞭炮，午夜时分，满街仍有数不清的游人欢呼庆祝，一群一伙的人们在大口喝酒，热烈欢呼，拼命叫喊，到处燃爆竹，特别是营口西大庙附近，昼夜成为了欢乐的海洋。游行的群众来到营口旭公园，愤怒地毁灭了神社，将所谓的“忠魂碑”拦腰砸断！如今，神社、忠魂碑等部分残遗已被营口市博物馆和档案馆收藏，以警示后人，居安思危，勿忘国耻。“八一五”光复无疑成为了东北民众念念不忘的大事。妈妈在“自传”中激动地写道：“光复后，自己才知道是中国人，非常高兴。外边也传来些蒋介石领导军队抗日的事情。不到几天，八路军又来了，我就以为这是中央军。爸爸告诉我，这是八路军。”东北沦为伪满洲国时，百姓在无比黑暗的苦难岁月中拼命挣扎，妈妈对此痛彻心扉，因此，妈妈在“自传”中多次出现“八一五”光复的珍贵记载，充分体现了妈妈对于东北回归祖国怀抱的喜悦心情，其中这样写道：“‘八一五’光复了，中国校长登台讲话：‘同学们，今天我们才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是中国青年，是大中华民国的中坚分子，长期奴役的日本人已被中美苏打得无条件投降了。我国是四强之一，以后我们要更加努力，才配做一个大国公民！’”妈妈和同学们高兴极了，连夜赶印号外和传单，组织宣传队，奔赴附近农村，操起纸筒喇叭到处传播胜利的消息，纷纷回到学校上课。妈妈在“自传”中写道：“国民党来了，我们就开始上学，我被编入女中三年级，学校里开设了物理、化学、几何课程，学生都觉得这是新东西。”妈妈用短短的十几个字，深刻地揭露了日本统治下教育制度的黑暗，学生们竟然觉得“物理、化学、几何课程”都是新东西！我在读到这段档案时，颤抖的心难以平静，心中怎能不对日本强盗充满了仇恨和怒火！
    在黑暗的旧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又能怎样呢？妈妈在“自传”中做了真实的记载：“在国民党立的初中，比起伪满还是能多学点东西，但是这中间也学一些唯心的和反动的东西。例如每星期都有学‘三民主义’一节，本校校长也讲过国民党打日本等。我当时对这些东西不太关心，我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前途，总想能多读几年书，甚至于考入大学，就能成名成家。”“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也是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然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现实又是怎样？妈妈在“自传”如实披露：“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与小学截然不同，除了地富子弟就是大资本家子女，有许多同学吃的用的都是我没见过的。”妈妈看到，所谓的“三民主义”教育，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根本不适合旧中国的国情，理想与现实相差甚远，穷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在学校有着巨大差异，哪里有着所谓的“民权”和“民生”？妈妈用寥寥几语道出了国民党政府当时的教育和学生的心态，在“自传”中悲愤地写道：“我开始羡慕，后来又觉得嫉妒，同时对自己的生活越来越不满了。心想，我怎么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有着这样的爸爸。所以，就怕同学到我家去，怕看到家穷，怕看到爸爸穿的破破烂烂。同时我也想多读几年书，有了本领好参加工作。”因而，当时的妈妈和同学们表现出“对这些东西不太关心，我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前途。”那么，妈妈和同学们为什么对“三民主义”不感兴趣，只关心自己的前途呢？对此，妈妈在“自传”中一语中的：“然而，国民党一向是言非所行。”这就是说，国民党在口头上讲“三民主义”，实际上却是极其腐败，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处处干着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不管怎样，学校毕竟开学了，妈妈在“自传”中写道：“这时，我又拿起了死读书的态度，日夜赶着功课，早晚还补习英文、代数，就不知道将来会发展到如何伟大。”从妈妈的“自传”中，不难看出妈妈和那一代青年学生对于理想和未来的追求，他们作为旧中国的一代觉醒者，满怀抱负，努力学习，向往希望，向往光明，怀着满腔热血，要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振兴祖国，振兴民族。然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充斥了黑暗与腐朽，妈妈和同学们的结局又会怎样呢？妈妈的“自传”中愤怒写道：“学校也天天在讲，暑期省里来人出题考试，不合格者不给证书。然而，国民党一向言非所行，暑期到了，也没人来，结果，1946年7月，学校给个临时证书，算初中毕业。”“校长告诉我们，营口不成立女子高中了，要念书的人要到海城去念。我失望了。”
    我读到这里，心中怎能不充满了悲凉和悲酸，充满理想和志向的妈妈从希望到失望，这就是苦难深重的旧中国，这就是命运多舛的妈妈！妈妈在“自传”中愤怒地揭露：“就在这时，国民党极其腐败，腐化的政权使得市场上米贵如珠，有许多人家吃饭成问题。”“国民党勾心斗角，争权夺势。”妈妈的控诉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触目惊心的切身体验。妈妈在“自传”中说：“但是，爸爸经常教育我说，现在物价飞涨，米贵如珠，大多数买粮都是问题，哪有人买五香瓜子，你初中毕业就别念了。我哪一心想升高中，国民党不拿钱办教育，要升高中需上海城读书，这样，1946年8月，初中毕业，就要失学了。”在黑暗的旧社会，妈妈作为一个穷人家的独生女，要想读书，可谓几经坎坷，历尽艰辛，经历数不尽的磨难。妈妈在“自传”中说：“我11岁才入营口市厚生国民学校读书，当时自己很高兴，就想做个好学生，14岁於这个学校毕业。那时家里经常经济纠纷，祖母就不许可我上学啦，并给我许配给叶家。”叶家作为一个大户人家，有着非常传奇的经历，我的曾祖父叶顺原籍河北滦县，有着一手了得的拳脚功夫，人称“叶老拳”，他曾带领穷苦百姓到地主家借粮，遭到地主暗算。官府捉住了叶老拳，叶老拳挣脱绳索，单刀匹马闯关东，在码头当脚夫，到官府做捕快，仗义疏财，辞官回家，置家创业，富甲关东，挺身斗日贼，一家三口不幸惨死日寇屠刀下。我的祖父叶长春承袭了全部家业，决定不遗余力供几个子女读书。妈妈被许配叶家二公子叶枝盛，叶枝盛就于北京大学商学院，毕业后投入傅作义65军任少校随军记者，国军驻锦州记者站站长，享受高工薪，住小楼，每天吃喝玩乐，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然而，老百姓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妈妈在“自传”中这样记载：“1946年9月，我考入营口女中简师四年级，在这个班里自己经常感到很苦闷，认为毕业没有什么前途，尤其是国民党的腐化政权已经赤裸裸的摆在面前了。我和我的同学王树玲，整天为升学的事苦闷着。”1947年7月，妈妈于师范毕业，“9月分配到营口市立新光小学教书”，“就在这时，国民党的腐化政权使市场上‘米贵如珠’，有许多人家吃饭成问题。父亲就在这时病了，对门的地主房东又要房钱，父亲和他们打了一仗以后，不多日子就死了。这是我有生最大的不幸，，也是最大的痛苦。父亲死后，家中只有我和妈妈，以后生活问题完全由我做教师工薪维持。”妈妈在“自传”中伤心地写道：“大学的梦也碎了。毕业后，分配到营口市新光国民学校任教员。国民党的校长胡学礼，贪污腐化样样俱备，国民党的品质都是如此。”“米是不容易得到的，营口市半数以上都在吃豆饼了，高粱也变成了市民的主食。看吧，人们都是面如菜色，听吧，楼上还充满着化拳声，妓女声，这是又一个世界吗？啊，他们是官老爷！有的是小泡（既抽大烟），为何不乐呀？真似天堂地狱！”1947年，中国正处于解放战争转折点，国统区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处在崩溃边缘。国民党政府只能拼命地印刷票子，甚至开始，最后开始发金圆券，造成国统区经济全面崩溃。妈妈在“自传”中写道：“1947年，我于这个中学师范毕业，分配到市里优级小学教书。我从学校走向社会，就看得多些，看得越多就越使人精神郁闷，工薪不多，米价飞涨，爸爸愁得整天哭丧着脸，我与妈妈吃糠做的饼子。”
在黑暗的旧中国，妈妈总算有了工作，那么，她的工资又是多少呢？妈妈在“自传”中写道：“我每月工资是二万元，自己还要做衣服。你若不做好衣服，学生就会认为你不神经了。”1947年，二万元工资究竟价值多少呢？1946年3月，国民政府通知：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5万元，到了1946年12月，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17万元，物价上涨1100倍。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如此看来，妈妈的两万元工资，实在是杯水车薪。这时，在锦州记者站做国民党高官的未婚夫叶家二公子根本不管她，妈妈迫不得已，决定去沈阳求助另一个人。她就是我的伯父，叶家的大公子叶枝茂（笔名叶颐，解放后曾任黑山县高级中学副校长）。叶枝茂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财经系，毕业后在沈阳《中苏日报社》做官，工资高得数不清，还讨了小老婆。叶枝茂的原配妻子有个儿子叫叶中华，千里迢迢从河北老家来找爸爸，随手打开爸爸的抽屉，大吃一惊，里面塞得满满的全是钱！他抽出一张票子，到小卖部买馒头，掌柜的接过票子一看，连连摆手说：“这钱我可没法找，我铺子里的全部家产也抵不上这张票子呀！”这是堂兄叶中华亲口给我讲过的真实故事。妈妈的档案里，还有这样一段极其悲惨的记录：就在这里，我们住的是地主家的房子。有一天，地主老婆一进屋，就一手扯住爸爸的脖领子，问道：“该房租为什么不给？”爸爸是老实人，急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我看事情不好，上前向地主老婆做了保证说：“爸爸不给，我开薪一定给。”这样才解了围，使爸爸逃出了虎口。而爸爸心火很大，一气就躺在炕上，一直到死都没有起来。爸爸这一病，家中生活更难了，因为那时国民党已经不给教师开薪了。爸爸不能吃饭，想吃一点东西都买不起，只能饿着肚子躺在炕上。外面下着厚厚的雪，屋子里满屋是霜，爸爸冻得整天把头藏在被窝里，不敢出来。直到临死前夕，妈妈说：“你爸爸不行了。”我想到爸爸想吃白梨，没吃着，我含着眼泪到商店赊了一个，回家拿给爸爸，爸爸吃了两口就咽气了。爸爸临死前还说：“我死了，你和妈妈怎样活呢？”爸爸死后，妈妈用家中的木板订了一个小匣，埋在菜地里。我读过妈妈的档案，伏案良久，沉默无语，眼里噙满了悲凉的泪花，脑海中不禁浮现起我采访牛庄老人，老姨张忠芬给我讲过的一段故事。这是1947年寒冬时节发生的故事，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营口非常黑暗，我的外公病在床上，家中没有吃的，也没有烧的，寒冬腊月，屋子里冷极了，外婆便把一支点燃蜡烛放在炉膛里，用蜡烛摇曳的火光来表示家中还在生炉子的。外公倒在病在床上，又冷又饿，要死了，妈妈在学校里又得不到工资，妈妈在“自传”中说：“这时候学校已经不给发工资了。”外婆决定跑一趟买卖，赚钱给外公治病。于是，年愈五旬的外婆迈开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跑到九十里外的老家牛庄，贩了一推车的萝卜，在自己的外甥女张忠芬的帮助下，冒着风雪严寒，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儿拉着一车沉重的萝卜赶奔营口。半路上，车胎瘪了，两个女人喊天天不应，换地地不灵，年迈苍苍的外婆和年幼的外甥女相互抱着头，嚎啕大哭。


    妈妈作为从旧中国走来的女学生和女教师，经历了旧社会的深重苦难，对祖国母亲的振兴与发展历程感受至深。母亲对党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对党是绝对忠诚的。因而，妈妈在《自传》中所记述的一切都是绝对真实的，字字句句与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历史息息相关，有着高度的吻合和真实细腻的描述。1945年8月9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八一五”光复后，一支由“特殊工人”、营口自卫武装等为基础的冀热辽第十六军分区72团在营口组建。对于这支武装，妈妈在“自传”中是这样记载的：“现在的八路军除了是卖小鱼的，就是剃头的。”“一看中央军（装备）真比八路军强。”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但国民党先头部队却肆无忌惮地对营口发动进攻。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第五十二军25师侵占了营口，我方根据中央撤出城区、控制乡村的政策，主动撤出营口，营口沦陷。对于这段历史，妈妈在《自传》中是这样记载的：“1946年，八路军来了，人们看到八路军‘没枪、没炮’而中央军是全套美式装备，都觉得八路军长不了。”1947年，国共双方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北民主联军通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改变了战局，东北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948年2月25日拂晓，辽南独立师对营口防区发起进攻，随着国民党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部宣布起义，营口市第三次解放。妈妈在《自传》中这样记载：“爸爸刚死一个星期，营口就解放了，劳动人民才开始过上人的生活。我被介绍到小学训练班学习，每月领90斤高粱米当工薪，妈妈乐得说不出话来，从此生活才有了保障。”
    妈妈在《自传》中记载：“我的爸爸就在这时死在炕上，没有棺材，没有钱，也没有米。市面上糠与豆饼变成了人们的主食，而国民党的大员们仍是非鱼既肉，吃的肥头大耳，真是人间地狱！爸爸就在这时死了，只剩下我和妈，生活更感到无依无靠。一星期后，营口解放了。我军解放了营口，我家还领到救济10斤高粱米，当时真是珍贵得不得了！通过这样的救济，感到八路军比国民党强多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妈妈在《自传》中深情地写道：“1948年3月，营口解放，我考入小学教师训练班，在这里，我弄懂了谁打日本，谁叫我们没饭吃，地主为什么那样残酷？结业后我参加了教育事业，我觉得这是我新生活的开始，”“这时，我又考上了教员研究班，在一个半月的学习中，认识到，国民党的腐化非是党政军的腐化，是从基本上的腐化，是蒋介石这个魔鬼手拿三民主义的招牌，耍着把戏的腐化。共产党才是进步的党。这次训练班学习中对我收获很大，我明确了两个党的本质有什么不同，我们的工作是为谁服务。我也开始知道，爸爸的死不是地主老婆狠，而是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我从小学教员研究班毕业，正式参加革命。从此走向新的生活。我对一切号召和工作都表示积极主动，领导上很看重我，经常找我谈话。”“这时，政府为培养干部，又成立暑期干部训练班，召集全市内干部受训。我于1948年9月进入营口市暑期干部训练班学习，在这五十天内，天天有首长做报告。通过这样学习，我才认识到，今天的社会唯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唯有好好为人民服务才能有前途。”“这样，我工作很起劲，组织上也时常帮助我，我在思想也也克服了一些毛病，更知道主动帮助新同志。”妈妈在“自传”中最后写道：“1951年1月，我考入鞍山第四期暑期师资训练班学习，增强了我做一个人民教师的信心。我子工作中从来没讲价钱，没发过牢骚，组织很了解我，批准我加入‘工会’‘友协’，现在我的孩子已经死了（指的是妈妈的大女儿，刚满一周岁的叶小莹。孩子患病，妈妈为了教书，舍不得抽出时间带孩子去医院，就把患病的孩子放在教室的课桌上，自己继续给学生上课，她的孩子就这样不幸夭折了）。我今后更要积极工作，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到底，争取更进一步参加组织。”妈妈在思想汇报中写道：“我觉得我是年轻了，在我面前展开了无限美丽的花朵，需要我来灌溉和培植。我愿在党的领导下献出我毕生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当一个英雄，来回答慈祥的母亲，党对我的教育和关怀。”妈妈的一生无比忠实地从事党的教育事业，八十岁高龄因病仙逝。
    亲爱的妈妈为人师表，辛勤一生，两袖清风，桃李满天下，几乎未给自己的子女未留下遗产，只有这份沉甸甸的档案，成为了妈妈无比清洁而高尚一生的珍贵见证，也是伟大祖国岁月沧桑变迁的一份珍贵见证。
    掩卷三思，我深深怀念着亲爱的妈妈，愈发热爱伟大的祖国。妈妈已经用她的一生坎坷经历，庄重地告诉     我们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刘奇，1952年生于鞍山，1968年下乡，1972年回城，任鞍山交通局第一汽车队司机，1984年发表小说处女作《田嫂》，获奖。1987年进入辽宁文学院作家班学习，毕业后到鞍山化纺总厂宣传部，2010年被中共鞍山市委调入千山区文化馆工作。已出版十余部个人专著，曾获“五个一工程奖”等。
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鞍山市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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